海斯法典把电影定位为大众的娱乐，负有特殊的道德责任，必须加以限制。它对制作者提出原则性的约束，设定12条禁令，以保证电影的纯洁性。从1930年代起，海斯法典笼罩了好莱坞30多年，直到1968年实施电影分级制才逐渐被废止。
好莱坞的本质是造梦机器，要让观众获得最大化的满足，加之不断扩张的政治正确，整体而趋于保守。不难发现，海斯法典的条条框框仍在影响电影的创作，尤其是票房为王的当下，这种趋势变成全球化的制约，并不止于好莱坞。
比如罪犯最终要被制裁。除了《黑色大丽花》、《十二宫》、《杀人回忆》等少数几部电影，绝大部分犯罪类型片都在制造命案必破的幻觉。但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，英国凶杀案的破案率为85%，法国为80%，美国不到62%。
跟踪采访犯罪调查组一年之后，法国女作家宝琳·盖纳写出畅销书《18.3》，导演多米尼克选取其中一个故事，拍出《十二日的夜晚》。它突破了枷锁。
女孩克拉拉回家路上被陌生人活活烧死，队长尤汉和老警察马尔索搭档调查。现场勘察、告知家人、搜集线索、内部讨论等等，影片全面展示办案的繁琐流程，关于警察的细节丰富而真实：有人因为打印机坏掉情绪失控，有人决定离婚，有人因为观点不同怒目相视。
《十二日的夜晚》延续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。它曾经推动和促进了法国新浪潮和新好莱坞，虽然早已被类型片——尤其是追求刺激的犯罪片——拒之门外，但它仍然零星地闪着光，比如宁瀛的《民警故事》、FX电视台剧集《盾牌》，还有这个未能结案的故事。
多米尼克采用《公民凯恩》剥洋葱式的叙事结构，随着尤汉和马尔索不断走访，克拉拉逐渐立体起来。父亲认为女儿对感情态度谨慎，好友娜妮说克拉拉很善良，警方先后找到四个男性嫌疑人——他们都与克拉拉上过床，他们都是厌女主义者，他们都有不在场证明。
就连警察也把克拉拉被杀与私生活放纵关联起来，尤汉反对这种关联，但他也不知不觉陷入受害者有罪的逻辑，直到娜妮在他面前崩溃大哭——克拉拉被杀，不是因为她跟男人上床，是因为她是个女人，她无力对抗罪犯施加暴力。
三年后，女法官请尤汉重启调查，警队来了新女警，两位强大的女性带来新的希望。他们终于发现新的嫌疑人，但他只是执迷于克拉拉之死的精神病患者，案发当天在医院。
尤汉终于冲出了笼子，他在铁十字山坡度11%的山顶，他舒展地摇车，身后风景如画。就像每个刑警迟早都会遇到他生命中的悬案，尤汉永远不会忘记克拉拉的死亡，他继续侦破其它案件，都是为了她。
没有结果，就是结果。这似乎也是一种理想主义。
